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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4400多米的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一眼望去，多是砂石地、盐碱地和戈壁滩，除了少量耐寒的红柳和班公柳，大部分植物难以生长。门士边境派出所所长金辉明介绍，从2019年开始，派出所投入近5万元(人民币)，在原先蔬菜种植温室大棚的基础上，维修改建了相关设施，同时也不断改善作物品种等，大幅提升了高原温室大棚的种植效率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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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传统悠久，自18世纪始，俄罗斯汉学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在国际汉学界声誉既隆且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引用过俄国汉学家的著作。俄罗斯如何认识世界中国学？世界中国学与过去的汉学有何异同？俄罗斯汉学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结合所研所思作出解读。
白若思：习近平主席讲的“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对我们做文化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鼓励。在俄语中，“汉学”与“中国学”通常是一个词。如果参照中文及英文，“汉学”与“中国学”的系列区别在于，前者聚焦历史中国，后者更强调当代中国，前者偏重研究文化、历史、经典，后者偏重研究政治、外交、经济等现实问题。这里的“中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概念。而我更愿意去广义地理解“中国学”，即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个广义的“中国学”涵盖了“汉学”与狭义的“中国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学既关注历史中国，也关注当代中国。
此外，世界中国学的提出，其一大学术指向在于强调世界上不同国家围绕中国研究进行对话。在世界中国学的对话意识提醒下，不同国家关于中国的研究可以相互参考。例如，俄罗斯视角可以弥补英语视角的不足，英语视角可以矫正俄语视角的偏差，从而使俄语世界的中国学与英语世界的中国学均跳出既有的框架束缚。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对中国学的广阔世界意义讲得很清楚，即推进中国学研究可以“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我相信，未来，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会越来越发展，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也将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繁荣世界文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白若思：我在圣彼得堡出生和长大银娱优越会app，圣彼得堡是俄罗斯传统汉学的中心。自18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主要研究机构都集中在此，包括俄罗斯科学院、外交部的亚洲部门、高等学校等。我最初接触的是当地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中国文物，例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各种中国艺术品，此后逐渐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如古诗词、话本小说等感兴趣。开始我看的是俄文译文，16岁才开始学汉语。后来，我决定把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自己的事业，考上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的汉语专业。该校是俄传统汉学的中心，很重视中国历史、文学、古代汉语教学。我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副博士，后来又有机会去美国读博士，所属学科依然是汉语与中国古典文学。
彼得大帝认识到俄中交往重要性，决定发展跟清朝的外交关系。他在北京建立东正教传教士团，主要目的是为外交服务而非传教。东正教传教士团此后成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彼得大帝有很大贡献。18世纪至19世纪，俄罗斯汉学虽发展较慢，但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翻译了一些中国经典，并介绍给普通俄罗斯读者。苏联时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很多童话、神话、现代小说等，提供了更多有关中国文化和百姓生活的知识，激发了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著作也在这方面有重要贡献。大部分学者持论公允银娱优越会app，熟悉中国情况，在自己的研究和科普文章里较全面地描绘出中国人民劳动、奋斗的画面。
白若思：我在大学读的是汉语专业，另外2001年至2002年、2008年至2009年曾在北京访学。2006年至2010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但说实话，仍很难对西方汉学的当代总体发展作出评价。总的来说，不管在北美还是欧洲国家，都能看到旧传统的衰落，同时也能看到发展趋势：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角度。例如，现在北美有很多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地方文化、社会特点，使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现象也基本符合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趋势，例如，所谓“历史人类学”最近在中国学术界已变得很有名。(完)
俄罗斯汉学家白若思 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1982年出生于俄罗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师从孟列夫(Lev N. Menshikov)、李福清(Boris L. Riftin)、梅维恒(Victor Mair)等著名汉学家。致力于中国宝卷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俄文研究著作《论宝卷在中国文化中的功能：基于<目莲三世宝卷>的考察》(Dragocennye svitki (Baotsiuan’) v duhovnoi kul’ture Kitaia: na primere Baotsiuan’ o Treh Voplosheniyah Muliania)和英文研究著作《多面目莲：明清时期宝卷》(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并在《通报》(T’oung Pao)、《东方档案》(Archiv Orientalni)、《大亚细亚》(Asia Major)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宝卷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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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是农户自主申报。山西在原有农户直接递交书面申请的基础上，考虑到农村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结合脱贫攻坚期内建立的脱贫人口大数据平台，拓宽到村级微信群、针对脱贫人口的手机App，以及原有的扶贫监督举报12317电话服务等自主申报方式。从当年7月份正式开通手机App和12317服务热线以来银娱优越会app，已收到160余条申请信息。
第三种方式是部门筛查预警。山西要求各市县建立健全并落实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的协调议事机制，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对接，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及时将预警信息反馈基层核实。通过省市两级不定期，县级按季度开展信息比对筛查，发现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今年上半年，山西省乡村振兴局收到省医保局、省残联提供的因病因残返贫致贫风险线索3万余条，核查确定监测对象3000余人。
